我想在对姥爷所有记忆变得模糊之前记录下这些文字,自他老人家走后也很少跟人提及过关于老爷子生前的点点滴滴,脑海里却总是不经意间闪过些许画面,或是那座古朴的老宅,或是门前高大的核桃树,或是姥爷高兴时眼角跳动的花白的长寿眉。

姥爷的老宅是三间青砖房,房北一条不宽的街道,门前立着一棵老槐,茂密的树冠盖过房顶一直延伸到后院。树下是一片白净的沙土地,只在檐下青石地基的石缝里生着几棵车前草和狗尾草。外墙靠下的青砖上长满了黑绿的青苔,若是落了一场雨,颜色就变得翠绿些。每逢春夏之交,老槐树上就结满了雪白的槐花,哪怕是在百米之外,也感觉到一股甜香顺着风往身体里钻,叫人躲也躲不掉。北门开的不大,白铁皮门里是两扇榆木的门板,几十年过去已经朽的发灰,门钉也锈得缺了几角,只有门栓和扶手是油亮色。门框也是榆木,榫卯拼接起来镶嵌到砖缝里,一推开能听到“吱吖”一声,像是房子有了生命,低头沉吟着。前些年村委会差人拿过来一块红底金字的牌子,上写“光荣之家”,几番寒暄之后便钉在了门檐上。乍一看古朴垂暮之间一抹鲜红,耀人的眼。

后院的面积不算小,也被规划的井井有条。东屋的窗前有一棵柿树,碗口粗细,年岁却不小,深秋叶黄之后就看见了枝头红亮的盘柿。姥爷总是舍不得吃的,往往都是甜了大家隔辈人的嘴。西屋窗前是一棵枣树,虽长了十几年却不及手腕粗细,也不高,透过墙头勉强看到几片枝叶。枣花是在每年春末都开的,密密麻麻,和槐花的香味混杂着一同往屋子里挤。只是等到枣花落了一地时总也看不到几颗枣子,每年都是零零星星的连那些游荡的鸟都喂不饱,于是干脆就砍了,空出地来栽了羊角葱。院子西面是两间厢房,坐西朝东,红檩青瓦,盖得不高,几十年的风雨过去仍能看到些未曾脱落的残存红漆。松木的窗棱上玻璃变得发暗,破碎的几块大部分是因为大家调皮。厢房只是存些杂物,不住人,所以姥爷也只是笑着责骂几句。厢房的门前是青砖铺成的路,三五尺宽,一直通向南大门的门楼。大部分砖块都被鞋底磨平了棱角,但仍看得出是青砖。路东就是菜畦,有时在谷雨前后种上几畦玉米。但大部分时间仍是被些时令蔬菜填得满满当当。春天的水葱、马齿苋、头茬韭菜,夏天的西红柿、黄瓜、圆茄子,秋天的苦瓜、萝卜、秋葵,甚至墙角的几块巴掌地都架上了豇豆角。南墙根下长着一棵花椒,歪歪扭扭的,树枝都伸到了门楼上。

南门外的高大核桃树年龄甚至超过了母亲,苍劲笔直的树干直通向天空,在尽头分出四五根大的枝杈,树根将地面隆起一个小土包。每年白露时分,青皮核桃压着树枝垂到了人的头顶,姥爷就举起了他的紫竹拐杖,将那些够得着的青皮核桃一个个敲下来。核桃一落地青皮就裂开脱落下去,露出里面棕黄的硬壳,有的还没熟透,壳上蒙了一层黑色的纹络,伸手去捡时把手也染得黢黑,怎么洗也洗不净。姥爷不善计较,常有人路过时敲两个或者在树下寻几个核桃拿走,他只是拄了拐杖笑眯眯地看着,“捡吧,捡吧,今年结得多。”街对面有户人家生养了一双儿女,小女孩儿那时五六岁,常睁大了眼睛在树下站着也不敢靠前,姥爷每次都拿了几个核桃塞到她手里,然后一摸头一摆手。女孩儿像得了宝贝,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线,转头就跑回家,姥爷站在树下笑着,女孩儿的马尾蹦跶了一路。

姥爷是退伍军人,解放战争时被炮弹炸伤了右腿,弹片顺着膝盖下面打进去,嵌到了骨头里再也没拔出来。时间久了就在腿上留了一个不规则的疤,深深地凹进去,乍一看像是门前老槐树的一小块树皮。也因此从我记事开始姥爷手里就一直有那根紫竹拐杖,两尺多长,六七节竹茎,扶手被盘的发亮。老一辈人追随了一辈子领袖,思想上也没太多杂念,最简单的信仰不经意间就支撑了一生。即使在最艰苦的日子里,也养育了七个子女,唯一的一个儿子争着当了兵,每天擦枪备战循着父辈的旗帜,光荣复员后与战友散落天涯,却仍是怀着最初的信仰,生活如水,未来可期。

姥爷对每个隔辈人都像宝贝一样宠溺着,暗红的松木衣柜上茶点水果和小吃一定是常备的。膝下的孩子众多,但谁最爱吃什么零嘴姥爷最清楚。集市离家有二三百米,姥爷一定是每次都去。我常想象姥爷拄着拐杖拎了东西朝家的方向慢慢走着,心里一定是开心的。压岁钱也是每年都有,不多,每人十几块,父母一般也不骗着要回去,所以一般都是自己存着换了玻璃珠或英雄卡。少年时关于孝道的理解不慎透彻,甚至仅仅止步于最初始的了解,只知道母辈们每星期必定要回去探望,每年必定要留下些钱物,而这些钱可能最终大部分还是以各种方式用在了大家身上。

我对姥姥的认识是仅仅停留在母亲的讲述之中的,也因此常被母亲骂成白眼狼,但这仅仅是气话,她知道姥姥走的那年我才四岁。后来我曾坐在姥爷怀里数着他的白色胡茬问过关于姥姥的一些事,他只是抬头望着墙上那块写着“毛主席万岁”的木楞壁镜,好久都不说话。也是从那以后,姥爷再也不愿离开他的老宅,即使是儿女们百般劝说。无聊时就去村委会的大院里下下棋,或者只是摆一张躺椅在窗前的柿子树下,摇着蒲扇,听着评书,一会儿望向天空,一会儿瞅瞅园子里的花草蔬菜,慢慢地就睡过去了。“此心安处是吾乡。”姥爷总是念叨着。

应该是我到新疆后的第三年,那年的冬天出奇的冷,北方也不例外,风里夹杂着破碎的雪打得脸颊生疼。路人也纷纷拉紧了风衣的领子,呼出的气一团一团的,飘在空气里好久才散开。也是在那个冬天姥爷摔断了腿。等我到医院的时候姥爷正做着牵引,小腿上穿了一根钢钉由几块生铁向上拉着。看到我时他只是笑着说不疼,又告诉我抽屉里有什么吃食。我拿了毛巾擦掉他额头的汗珠,竟看不出这笑容有一丝一毫的生硬。只是觉得姥爷的皱纹又深了一些,胡子更加的发白,头发也脱落了很多,皮肤松弛的看得清血管和肌肉。姥爷终究是老了。

而后的一年多时间里,姥爷再也没站起来过,只是躺在床上由子女们侍奉着渐渐老去,直到有一天上午在学校接到母亲的电话说姥爷走了。我愣了神,也听不进去任何声音,只是将电话挂了,背了一包黄纸上了山。南山山顶有一片烈士陵园,大理石碑前开满了各类细小的花。姥爷说过男人不能流泪,我只是寻了一块空地对着家的方向将黄纸烧了,又跪下磕了三个响头,然后捧上一把黄土埋了纸灰,抽着烟望着家的方向,远处的山层峦叠翠,朦胧中透着一片黛青。  (编辑单位:中国二十二冶集团)